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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人民政協優勢

促進試驗區各階層關系的和諧

政協畢節地區工委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加強對統一戰線的領導,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關系的和諧”。隨后<<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從多角度、多層面地對作好階層關系提出了具體要求。筆者認為,促進階層關系的和諧,是當前全黨同時也是人民政協十分重要的一項工作,故結合個人學習黨的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及《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精神》,談點粗淺認識,以供商榷。

一、關于階層問題的提出

關于階層的定義:1979年修定的《辭海》是這樣解釋的,階層通常指在同一階級中,由于經濟地位不同而分成的若干層次。而對階層的劃分,理論界認為:階層的劃分是隨著階級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不同階級及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形成不同的社會階層。是同一階級中因財產狀況、社會地位的不同或謀生方式不同而區分的社會集團。建國后很長一段時期,我們更多在對階級、階級斗爭以及他們所產生的歷史過程、發展的趨勢、引發的社會變革給予更多的關注和研究,而對階層問題則疏于過問,再加上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以及對建國前一些傳統的社會階層結構進行了急風暴雨似的革命性的改造,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簡單地被劃分為“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步入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產力水平迅速提升、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社會變革不斷推進的時代,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企業家階層、私營主階層、中間階層迅速興起壯大。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了過去以政治、戶口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劃機制,原來簡單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結構劃分已不適應當時的社會現狀。因此,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結構的劃分無論是其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操作都顯得緊迫重要起來。

1997年底,創作了《雪城》、《年輪》、《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品,名噪神州大地的著名作家梁曉聲,以濃厚的感情色彩和辛辣沉重的筆觸,分析了當時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出版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書。在書中,梁曉聲生動地對“階級”、“階層”進行了描述,認為落后世紀與時代的生產力,好比是一把梳齒稀少的“梳子”,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它只能將人類梳理成極有限的群體——階級。而落后的生產力相對應的是薄弱的經濟基礎,是不能滿足代表各個階級利益者的經濟需求的,階級象膠和著的頭發,在落后的生產力(梳子)作用(梳理)下,矛盾更為尖銳、突出、激烈,于是社會的大危險產生——階級矛盾爆發為階級斗爭。而發達世紀與時代的生產力,更象是梳齒排列有序,結構緊密的“篦子”,而與先進生產力相對應的是雄厚繁榮的經濟基礎,對人類而言,雄厚的經濟基礎是最為理想的“洗發劑”,階級這一膠和著的頭發,遇此便自然松散、順滑,于是“階級”被“篦”為“階層”。梁曉聲在書中,重點對“當代”資產者階層.“買辦”階層.中產者階層、知識分子、城市平民與貧民、農民、中國當代“黑社會”等階層的構成、存在原因、滋生的土壤、發展狀況、各階層人群復雜的心理變化以及對社會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雖然受時代的局限和各種因素的影響,梁曉聲感性多于理性的思考與描述,使《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書,有些觀點還不盡確切與完善,有些分析還略顯偏激片面,但作為一個作家,面對當時社會的一些突出問題,敢于直面社會矛盾,提出自己的觀點,其所富有的時代使命感和極具社會責任感的精神仍是值得欽佩贊賞的。

19988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李鐵映同志,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進行研究,于是一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原所長陸學藝領銜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成立,該課題隨即被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大研究課題,并得到科研院基金的重點資助。經過近三年的努力,20021月,其課題組研究成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問世,至此該《報告》成為研究中國社會轉型及經濟轉型期的重要參考。

二、關于中國社會階層的劃分及當前社會階層結構的主要問題

階層問題既已提出,如何劃分中國社會各階層,以什么為標準,一直以來都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時至今日,也有不少人認為:應以收入水平的多少來決定所處社會階層的高低;也有人提出依據“勢”的強弱,也就是一個人(群體),擁有一定的經濟地位(財富、資本)、政治權力、社會關系(靠山)、身份、文化知識或聲望,幾者之間相互轉化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團,根據其“勢”的強弱,將社會階層分為三大類,即強勢階層、弱勢階層和介乎于兩者間的中間階層。而在西方社會學文獻中,“階層”與“階級”混用,兩者間只有些微區別,馬克斯·韋伯的三位一體分層模式(經濟、權力和聲譽三個角度綜合考察一個具體社會的不平等)和馬克思的階級論,被稱為當代西方社會學眾多階層/階級理論的兩大源流。陸學藝教授等在《報告》中,既綜合考慮了西方兩大源流的因素,又結合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社會實際,提出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在其理論框架中,組織資源(也稱權力資源)主要指國家政權組織和執政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指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資源指對社會證書或資格加以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在這個理論框架的支撐下,《報告》將中國社會階層分為了十大階層,即:

(一)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二)經理人員階層,指在企業中非業主身份的高中層管理人員;

(三)私營企業主階層;

(四)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五)辦事人員階層;

(六)個體工商戶階層;

(七)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

(八)產業工人階層(其中包含約占30%左右的農民工);

(九)農業勞動者階層;

(十)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這個階層指無固定職業的年輕勞動者人群。這一階層的形成,主要是指因體制轉軌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一批工人和商業服務人員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就業機會不足使許多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勞動者長期待業;城市征用農用地后的失地農民等等。

這十大社會階層又構成了社會五大等級,即處于社會上層的是高層領導干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及大私營企業主;處于社會中上層的是中低層領導干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營人員、中等專業人員及中等企業主;處于社會中中層的是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處于社會中下層的是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人員、工人、農民;處于社會底層的是生活貧困并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半失業人群。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現代社會結構中處于上層地位的人數非常之少,處于社會中層地位的人數到2004年也不足20%,而更多人則處于社會中下層或低層,這樣一種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客觀上隱藏著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體現在社會現象層面則是社會的不公平與不平等,存在著引發社會矛盾和制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危機。

1、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矛盾突出。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已經上升到2009年的23,我國的奢侈品消費近兩年都増長20%,上升至世界第二。而作為居民收入主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在財富迅速向極少數人群聚集的同時,則是絕大多數人收入增加的緩慢或相對于物價上漲、房價居高不下等因素,實際收入水平的明顯下降。

2、社會資源過度集中,配置不合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分類的理論框架是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擁有多少為基礎進行劃分的,而這三種資源多屬于公共資源范疇,越處于社會階層低層,就越缺乏這些公共資源,也就越缺乏向社會更高階層發展流動的機會,將更加阻礙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健康發育。停滯的社會流動必然導致固化的社會結構,使處于社會低層的群體缺乏發展變化的機會。有資料顯示,干部子女加入公務員隊伍的機率是其他人的2.1倍。社會資源的配置不合理,勢必會影響中低階層人士(以及他們的子女)向較高階層發展,形成所謂“富人的孩子還是富人,窮人的孩子還是窮人”的社會不平等現象,而在我國處于社會階層低層的人數又十分巨大,這就使社會階層的順向流動就更為艱難緩慢。

3、社會中層規模過小,階層結構仍較落后。按照國際社會的認為,看一個國家是否先進發達,除經濟結構現代化外,還必須有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而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是以社會中間層為主體,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態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欖型,社會大部分成員處于中等和中上層地位,少數人處在高層、較高層、低層。在美國,社會中間階層約占總人口的60%;而在我國社會中間層占總人口數的比例非常低,只約占社會就業人口的15%左右。我國大部分地區特別在西部“欠發達、欠開發”地區,仍面臨農業勞動者階層人數過大,農業勞動者向城市轉移,向二、三產業轉移不夠的問題。1998年我國農業勞動者階層占人口總數的44%,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僅占人口總數的16%以下,而同時期,馬來西亞、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者階層占人口總數的比例分別為18.17%24.19%19.79%。社會低層龐大,大量城鄉勞動力資源閑置而造成勞動力廉價。2007年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為0.8美元/小時,僅為德國、美國、日本、巴西的1.6%2.6%3.3%11.3%,而低收入必帶來消費不足,據統計:2008,我國消費率為48.6%,低于世界主要國家60%以上的消費率。

4、社會認同感低,不穩定因素多

由于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價值取向不同,而相應的利益訴求協調機制并不健全,當社會個別群體的利益受到侵害時,其利益表達與協調解決問題的渠道仍不夠通暢,社會階層間的具體矛盾便容易轉化為復雜的社會矛盾。如當前“仇富”心態“藐窮”現象普遍,社會結構的快速分化,加快了上層精英化與低層碎片化及其固化趨勢,使社會階層關系極不和諧,社會成員間關系冷漠,缺乏人文關懷與友愛,長期的情緒壓抑在外部因素誘導下,易導致發生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群體性事件。如2010年上半年,在多個中小城市相繼發生了校園事件,事件既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復雜性,也體現出愈是在“欠發達、欠開發”地方,愈難給處于社會低層的弱勢群體提供改變命運、改善生存條件的機會,在長期的壓抑和悲觀失望情緒影響下,個體的仇恨心理進而演化為對社會的報復行為,造成極大的社會危害。

   應該看到,目前我國社會階層存在的主要問題,也是先進發達國家步入現代化進程,所有發展中國家在轉型期都經歷或正在面對的共性問題,所不同的是,由于我國處于轉型的時空壓縮期(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共存)與社會、經濟雙重轉型期,問題就顯得更加尖銳復雜,解決問題的難度也就更大。特別對處于“欠發達、欠開發”的貴州省各地,既面臨必須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的歷史機遇,又要在經濟底子薄,社會事業滯后的條件下處理好社會階層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工作任務就更為艱巨,工作難度也就更大。而人民政協結合自身特點,圍繞履職盡責,在助推畢節試驗區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中,發揮優勢,促進社會階層關系和諧,顯得尤為重要。

    三、促進試驗區階層關系和諧的幾點思考

    1、圍繞“團結、民主”兩大主題,凝聚社會階層力量。一是致力促進各社會階層的團結。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團結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提,集中各方智慧、形成偉大力量的源泉。”人民政協具有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顯著特色,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獨特的組織結構優勢,擴大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基礎服務,團結不同的社會階層,凝聚不同的政治力量,發揮人民政協組織中各階層委員的主體作用,從而形成共同的社會合力,營造心平氣順、和睦相處的社會氛圍;二是努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民主有利于統籌合力、廣納群言、兼顧群益,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促進因素。關注民生,了解民情,順乎民意,注意傾聽社會階層群體不同的聲音,通過有效途徑,反映他們的利益訴求,努力促進實現多數人的意愿和維護少數人合理要求相統一。

    2、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促進社會階層的健康發展。圍繞經濟建設中心,服務改革開放大局,是人民政協長期堅持的工作原則。應該看到:當前社會階層存在的許多問題和矛盾,先進發達的歐美國家也曾經歷過,是每個國家在發展進程中都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得以解決。促進社會階層關系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基礎在于發展,在于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在于實現國強民富。古人云:“天下祥和在民富”,“天下可憂在民窮”。人民政協在堅定不移地遵循“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重要原則中,要更為廣泛地宣傳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的“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強調科學發展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提出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的美好愿景,使社會各階層堅信: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服務人民,發展成果終將惠及人民。按照省委提出的“高舉發展的旗幟、團結的旗幟、奮斗的旗幟”,加快實現畢節試驗區“強區升位、跨越發展”的目標,凝聚起加快發展、構建和諧的信心和合力,在科學發展中更好地解決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實現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在建設經濟現代化的同時,推進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的建設。

    3、履行“三大職能”,促進階層關系的和諧。“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人民政協的三大職能,在促進社會階層的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人民政協大有可為。一是當前要牢牢把握協商議政的重點,圍繞制定畢節試驗區“十二·五”規劃,議大政,商大事,發揮人民政協代表性強、人才薈萃、知識密集的優勢,關注涉及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主要問題,積極建言獻策。在制定規劃中,既充分考慮社會總體利益,又兼顧社會各階層群體合法的局部利益,既考慮經濟的快速發展,又考慮社會結構的健康發育,長遠地、可持續地構建和諧社會。二是圍繞關注民生開展民主監督,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是我國實行黨的紀律監督、人大的法律監督、媒體的新聞監督等多種監督形式之一,本質是擴大的民主,是一種非權力性監督。人民政協充分發揮其參加單位及個人的代表性作用,廣泛地聽取各方意見,通過利用政協的委員視察、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對富民惠民政策的落實、關乎民生的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進行監督,促進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使各級黨委、政府制定的促進公平正義、惠及普通群眾的政策落到實處,從而推進經濟社會實現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科學發展,進而縮小社會階層的差距,構建社會和諧。三是緊扣發展參政議政,當前重點是緊緊圍繞制定“十二·五”規劃,發揮人民政協聯系廣泛,人才聚集的優勢,通過開展調研、視察等,了解和反映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傾聽和了解處于社會低層群體的愿望和要求,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建議,為維護不同階層群體的合法利益鼓與呼,在試驗區未來發展中,更好地調動起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力量,讓社會各階層的發展愿望在“十二·五”規劃中得以逐步實現,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平,更加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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